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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慧:我國《政府采購法》修訂應對標國際、解決問題

作者:張建芳 發布于:2020-12-07 14:43:15 來源:政府采購信息網
  “做法律修訂工作應該特別慎重、瞻‘前’顧‘后’,在考慮國情的同時充分了解國際大趨勢和動態,因為我們處在一個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時代,我國政府采購領域的相關法律法規應該與國際接軌。”在《政府采購信息》報社舉辦的“《政府采購法》修訂及‘兩法’融合研討會”上,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劉慧建議,我國《政府采購法》和《招標投標法》的修訂應與國際接軌,跟上國際大趨勢。
 
  國際公共采購六大趨勢
 
  因為我國正在加快申請加入GPA談判進程,所以劉慧在研討會上,首先介紹了GPA《公共采購協議》和聯合國政府采購示范法修訂的三大特點:“第一個是法條更加清晰明白,對原本一些比較模糊的概念和法條做了一些解釋說明,便于各級政府、供應商、中小企業等非專家團體理解;第二個是公共采購的覆蓋范圍增大,將使用公共資金的起點金額以下的和新事務納入公共采購的范疇,比如特許經營和PPP等公私合營項目,政府采購成為經濟戰略的一部分;第三個是通過擴大選擇范圍增加靈活度,將一些新的采購方式寫進了公共采購示范法中,程序和操作規定更加細致、縝密,各國在以示范法為模板修法時可以自行選擇,靈活性更高。”
 
  劉慧還介紹了歐盟政府采購法律體系的修訂方向--將政府采購戰略前置,政府采購成為經濟(投資)和社會(就業)發展戰略的一部分,是投資生態系統的重要因素。“歐盟意在充分發揮政府采購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,讓經濟發展和投資更加活躍,形成良好的經濟發展循環圈。”劉慧進一步闡述,“修法強調解決企業和供應商的參與問題,讓更多社會主體參與到政府采購中,提高經濟活力。”
 
  “歐盟政府采購法律還要求講求績效,強調不僅僅是節省納稅人的錢,而是讓每一塊錢都帶來更大的效用,即‘讓公共開支的每一歐元都取得更大價值’”。劉慧介紹,新法提出“智慧實踐master application”“倡導法律在實踐中的智慧應用,有能力、有水平的各層級采購人應當對采購實踐加以創新。”
 
  結合國際上公共采購領域法律修訂趨勢,劉慧建議,我國《政府采購法》修訂應該實現公共支出全方位覆蓋,一是將特許經營、PPP等新型公共支出項目納入政府采購范疇的同時,應當對競爭和合同授予程序加以規范;二是對限額標準以下的政府采購也統一規范,防止采購人濫用所賦予的權力,使采購目錄以外和限額以下的采購成為破化我國營商環境的“劣幣”。
 
  修法應結合我國當前形勢
 
  “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四次會議對我國經濟發展提出了新要求,要構建職責明確、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,優化政府職責體系和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。”劉慧認為,法律修訂還應該與時俱進,直面我國政府采購乃至經濟社會發展的形勢變化和任務要求,“目前我國公共支出領域的《政府采購法》和《招標投標法》都在開展修法工作,相關修訂草案各自體現了我國經濟發展的要求。但兩法之間缺乏協調,同樣的概念在定義上、規則上有不同的解釋和做法,其差距比未修訂之前有所擴大,這樣會對兩個法律的執行都帶來困惑。所以特別提出立法者關注。”
 
  針對目前公共支出領域存在的問題,結合當前對公共支出透明、效率、生態循環發展的要求,劉慧還分享了她對《政府采購法》修訂相關問題的思考:
 
  一個是如何理解“高效”?“中央提出經濟要高效,采購要效率。那“高效”到底指什么?簡單地將高效理解為縮短時間,把一些該有的程序也進行壓縮、甚至取消,以這樣的方式提高所謂效率其實是錯誤的。如此簡單化處理,公共采購領域未來產生的問題會更多,比如公開的時間、競爭程序時間、澄清時間等如果不足,后續質疑投訴的麻煩事增多,反而會影響政府采購效率。”劉慧解釋,“所謂高效實際是指,財政開支應該取得更大的效果,促進經濟、繁榮市場的作用更大,政府采購的政策功能應該在各個層面上能發揮得更好。”
 
  劉慧認為,立法和修法是對政府采購全生命周期的再設計。高效的原則應該通過科學的程序設計來體現,以問題為導向,更多地站在企業和投資者、供應商的角度去考慮問題,充分調動采購人、供應商、管理部門和社會第三方等政府采購各個參與方的積極性,推動政府采購工作良性發展。
 
  二是如何理解放權?“現在的政府采購領域強調還權于采購人、落實采購人主體責任,但采購人的主體責任應該怎么落實?怎么做到采購人的責權統一?”劉慧進一步分享了她對放權與管理的思考:“放”和“管”應該結合起來,“在‘放權’的思潮下,《政府采購法》的修訂趨勢是朝著減少強制性規定、簡化程序的方向發展,給予采購人更多選擇權。但必須防止‘一放了之’,防止隨意性擴大。”
 
  在劉慧看來,簡政放權是全面深化改革大方向,一方面賦予政府采購當事方和參與方更多權利,另一方面,放權不是不管,應該進一步完善法律制度,確保法律全方位覆蓋,不能留下太多的法律空白。政府采購可以規定不同的管理方式,但伴隨新的采購方式,應該有相應的配套制度進行規范。“如果采購人自主選擇權增大,則法規程序覆蓋范圍也應當增大;如果權力下放,法律準繩也要增加長度,使政府采購全方位有法可依。把規則制定好、制定細,轉化成最基層采購人的行為規范,也是保護采購人、方便基層采購人的負責任的做法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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